明代木氏土司家教研究

　　元明至清初，木氏土司一度控制滇西北，在今天滇、川、藏交角区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土司相传24代、470年，其中有明一代木氏土司功绩最为显赫，成为云南三大土司之一。历代土司中，家族教育不严或失败往往导致内部动乱，继而土司失去统治地位者屡见不鲜。那么，明代木氏土司是如何进行家教的？其成功又留给后人什么启示？

　　一、木氏土司家教指导思想

　　木氏家族教育总的指导思想集中表现在木公所作的《建木氏勋祠自记》，开篇指明了木氏家族来之不易，自汉唐以来多受朝廷“优典”，才有了今天木氏土司高官厚禄、修谱牧民的伟业，这些都是木氏的根本。木公对子孙后代提出的要求是：仿效先祖屡立战功，世代受惠于中央，重视修德而名声远播。接着，提出了“四勿”“五至”的具体要求——“四勿”：“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勿亵尔神”“勿怠尔心”；“五至”就是5点行为规范：“忠君至恳”“爱民至专”“孝亲至勤”“祀神至诚”“训子至要”。

　　二、木氏土司家教的主要方式

　　木氏土司家族教育表现来看，最突出成就在汉学方面。

　　明代推行“调卫”制，在云南广设卫所，推行军屯、民屯、商屯，丽江虽是土司之地，但受到很大影响。有明一代，丽江始终没有汉学教育机构。元代王惠、王升父子先后到丽江倡导汉文化和儒学，但学习汉文化的仅限于官府子弟，汉文化和儒学未得深入民间。木氏土司家族接受汉文化的形式有如下几种：其一，邀请江南、四川或滇地的文化名流来丽江传授汉文化知识。木氏家族在明代热衷于学习汉文化，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为其子弟传授汉文化，建“万卷楼”。木增请徐霞客指教其四子木宿，说至今没有名师点拨，趁机窥视中原文脉，以知“法程”。丽江因没有学校，木增只好把四子送到鹤庆去读书。其二，不断结交江南文化名士，以文会友，提高汉文化水平。结交的国内文化名士有杨升庵、蓟羽士、周月泉、董其昌、陈继儒、徐霞客等。滇地文化名士有永昌府张志淳父子、担当等。杨升庵撰写过的序有《仙楼琼华》序、《万松吟卷》序和《木氏宦谱》（乙种本）序等。木公的诗选入沈德潜《明诗别裁》中；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人了《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其三，从内地引进医生、教育、建筑、开矿、工艺制作等方面的汉族人才，引进汉文典籍，木氏家族成员努力学习汉文化，其中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汉文诗人。汉族的先进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促进了丽江的文化、建筑、生产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木氏土司家教的特点

　　其一，学习者皆局限于领主阶层。在木氏领地内处于“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境况，在清代丽江“改土归流”之前，任何书籍中找不到丽江老百姓参加科考和有文书流传的记载。其二，他们的诗歌创作思想具有乐观豪放、进取向上的审美特色，反映木氏土司统治极盛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对中央王朝的效忠和团结统一的愿望，热情讴歌故乡的风物人事，将赤子之心托于字里行间。如木泰的《两关使节》和木公的《述怀》。其三，注重汉文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吸收汉文化其他方面的精华。

　　四、木氏土司家教的成就

　　明代木氏土司的汉学成就有：木泰的《两关使节》、木公的《雪山诗选》（上、中、下3卷）、木增创作刊印的《芝山云薖集》《云薖淡墨》《山中逸趣》《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居录》等作品，有诗、赋、词、散文等。明代进士冯时可所撰《木氏六公传》中记述了木氏土司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其诗文造诣颇受推崇，“文墨比中州”“共中原之旗鼓”等。在《明史·土司传》中曰：“云南诸土官中，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明代钱牧斋的《列朝诗集》、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民国编撰的《云南丛书》以及《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等书籍中，都有木氏土司创作的诗、文、词。1956年，我国著名学者黄裳在云南省图书馆看到了从丽江木家收集来的11种木氏著作雕版本，给予很高评价：“不只因为这是我在云南看到过的最旧的雕版书，还为它雕印之精美而惊叹。同时也感到这是中原与边疆兄弟民族之间文化往来、融合的实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

　　木氏的汉学成就还表现在藏书方面：木增是我省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藏书家，亦是丽江木氏土司中学习汉文化最多，并在图书的保存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代开明英主。为更好地学习汉文化，木增花巨资在所住府署左建了土楼3层，又不惜工本，从内地购进大量书籍，置于3层楼中，“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卷楼”。

　　木氏汉学成就还表现在建筑方面。由于木氏土司广泛吸收汉传佛教、道教文化，汉族的宗教文化在纳西族民间的影响逐渐蔓延。明代，木氏土司就在丽江修建了雪松庵、大宝积宫、文昌宫、琉璃宫、护法堂、大定阁、福国寺、大觉宫等规模宏大的寺观建筑；在明代，丽江古城建筑已具相当规模，出现了光碧楼、皈依堂、忠义坊等气势宏伟壮观的建筑群。木氏土司引进中原建筑文化之举为丽江明清建筑群的崛起开了先声，亦为丽江后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基础。

　　明代木氏家庭教育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给后来的教育提供了以下主要启示：1、家族薪火相传，不仅要靠一种思想和精神，更要有严格的执行力。木氏土司能够在纳西系族群中脱颖而出，并能成为民族统领，关键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认清事物发展的“根脉”。木氏以效忠朝廷、修谱牧民、追祖修德为家族教育的根本，延续到木公土司时期总结成文字，这是木氏土司历经上千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升华为一种指导木氏家族教育的思想。木氏土司的教育总指导思想首居“德行”，因此，在明代几次试图篡夺土司之位的内乱中，都进行了严肃对待。

　　2、木氏土司能够超脱边地禁锢，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学习汉、藏等民族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明代，中央授予木氏土司的控制领地为“四州一县一巡检司”。一方面通过与周边藏、白、普米、傈僳等民族交往，吸收他们的先进文化。不仅与藏传佛教头领关系密切，而且信奉藏传佛教，大兴修建庙宇，成为藏区的“木天王”。吸纳内地的宗教元素，修建道观、汉传寺庙等。据《木氏宦谱》载，木氏历代土司都亲自到中央（南京、北京）朝贡，这些不辞辛劳的朝贡，不仅是表忠心的举动，更是学习内地先进文化的机会。3、木氏土司所创作的诗文，成为今天研究明代丽江历史文化最为珍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木公的《述怀》中所说的“四郡齐名一姓和”，正好成为研究明代木氏推行改姓运动的依据；木公的《饮春会》反映了纳西族在过春会的习俗。木增隐居芝山上，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赋，对研究明代丽江芝山、福国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明代木氏土司所留下来的《皇明恩纶录》，就是皇帝诏书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视为第一手资料。4、木氏土司家族教育的经验表明，一个家族最重要的遗产是文化和精神，而不是物质和政权。随着雍正元年的“改土归流”，土司降格为土通判，中央派流官到丽江执掌大权。在近现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木氏土司衙门、文牒诏书、黄金白银都付与残阳落照。而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108函大藏经《甘珠尔》，木氏土司的汉学诗文却愈发显得重要。可见，一个家族的遗产重要的不是物质的，而是文化层面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木氏土司家族教育的内容虽然已有些过时、迂腐，但它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却是与时俱进的。